自2018年起,晋中信息学院以通识教育为试验田,探索“双师、多师同堂协同授课”模式,打破学科壁垒,实现教学相长。本学期开始,我们将定期将双师课堂搬进万画影城巨幕厅,在沉浸式视听场域的舞台,多学科教师同台授课、讲评论辩融合的跨学科教学创新形式将次第上演。巨幕之上,思想交锋;巨幕之下,师生共学。
9月11日,通识教育学院张振帅老师(戏剧与影视学专业)与董文媛老师(创意写作专业),以“一封迟到半世纪的家书: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的信义、守望与归根”为题,在万画影城巨幕厅与现场600余名同学一起,用七封信件串联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那段跨越山海的情义故事。这堂通识课要做的,不是告诉学生“这个故事讲了什么”,而是带他们看见: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,为什么能回答今天的问题。
课堂从一个特别的互动开始。董文媛老师请全场同学给自己打分:最近一周主动给爸妈打过电话吗?父母的消息秒回了吗?自己能做到秒回父母信息吗?接着她抛出一个问题:“如果一条消息要三个月才能送达,你等的每一条,对方也要等三个月才回,你愿意等待和守候吗?如果坚持了十八年的联系,最后发现那些消息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人发的,你还愿意发吗?”
全场安静了下来。“我们好像正在失去一种能力——等待的能力。”张振帅老师说。董文媛老师接过话头:“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关于‘情义’的故事,有一封信,走了四十年才被读懂。这部电影就是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。”
本次双师授课采用“书信串联”形式。两位老师轮流朗读七封信件,从郑木生初到暹罗的报平安,到妻子叶淑柔在故土的回信,再到谢南枝以郑木生名义写下的十八年代笔——一封一封读下来,学生们在信件中拼凑出了完整的电影故事。
二、三封信读完后,两位老师针对“报喜不报忧是情义还是距离”进行了辩论。董文媛老师主张:“真正的信任,是让对方走进你的真实生活。”张振帅老师则坚持:“你自己能扛的,自己扛。这才是成年人保护家人的方式。”两人你来我往,台下学生们先是笑了,后来就慢慢安静了——有人开始低头,像是在想自己上一次跟家里说“我挺好”是什么时候。
辩论结束后,董文媛老师总结道:这场辩论没有标准答案,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道对错题。两位老师从各自的人生经验出发,一个觉得“不说”是保护,一个觉得“说出来”才是信任——最后发现,其实都是在说同一件事:情义的表达方式可以不同,但那份想让对方好过的心,是一样的。
五封信读完后,课堂进入本次双师授课的核心知识点——“缺席与在场”。张振帅老师从电影影像切入:“电影里,南枝和淑柔几乎没有同框过。一个‘缺席’的人,通过一封信,在另一个人的世界里永远‘在场’。”董文媛老师则从文学中找到了呼应:“史铁生写母亲——人走了,但她的‘在场’,贯穿了整本书。”
两位老师一个从影像出发,一个从文学出发。两条路,最终在同一个情感结构上汇合——一个人可以不在了,但他在你心里的位置,从来没有空过。电影里没有拍出来的,文学替它说出来了。文学里说不尽的,人生替它演完了。所谓跨学科,不是把两门课拼在一起,而是当两条路走到同一个地方,我们才发现——原来它们一直在说同一件事。
这堂课没有直接告诉学生“做人要有情有义”。但七封信一封一封读下来,学生们自己就看见了——一个人离开家,不是断了,是把家背在身上走。两个人隔着山海说“我很好”,不是撒谎,是舍不得让对方担心。一个人死了,另一个人把笔接过来,一写就是十八年——这不是牺牲,而是承诺找到了新的主人。最后,那个替别人活了一辈子的人,又把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,教给了更多的孩子。
七封信,没有一封在讲“情义”两个字。但七封信读完了,所有人都明白了——情义不是挂在嘴上的,它就在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的事里。这也是这次巨幕双师课想要留下的东西。让他们在七封信里,看见另一种活法:做人,要有情有义。
这七个字,木生用一辈子去挣,淑柔用一辈子去守,南枝用一辈子去传。它不是道德训诫,是三个人用一生写出来的答案。
这堂双师课,从一封要走三个月的信出发,最终回到每个人与家人的日常联系。或许,通识教育的意义,不是教给学生多少知识,而是让他们在别人的故事里,重新看见自己身边的人。当电影、文学与人生在同一个情感结构上相遇,年轻人才会真正理解——做人,要有情有义。
这,就是晋中信息学院通识教育一直在做的事:拆掉学科的墙,让知识回归生活,让教育回归人。
这堂课让我重新理解了“情义”这两个字。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很“老派”的词,但今天听完七封信,我发现它其实很具体。最触动我的是“报喜不报忧”那个辩论环节,两位老师吵得特别有意思,但笑完之后我又觉得扎心——我自己就是这样,给家里打电话永远说“挺好的”。今天回去,我想试试跟我妈说一句“我想你了”。
第一次上这样的课——两个老师,不同专业,还能随时“吵”起来。他们一个从电影出发,一个从文学出发,最后竟然落在了同一个地方。这让我觉得,学习不一定是一个老师讲、学生记,也可以是这样——两个人从不同方向走过来,带着我们一起看见答案。
坐在巨幕厅里,看着七封信一封一封被读出来,那种感觉和平时在教室上课完全不同。信上的字打在巨幕上,每一个笔迹都看得清清楚楚,好像那些信就是写给我的。张老师讲“缺席与在场”的时候,巨幕上切出了南枝写信和淑柔读信的画面,一个在暹罗,一个在潮汕,隔着山海,却在同一块屏幕上相遇了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“等待”这件事,离我特别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