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学期9月初，我完成了一次巨幕双师授课，也是我们通识教育学院第三期的巨幕双师课。从接到任务到站上讲台，前后不过两周，但有些认知，却在这次备课中被彻底改写。这篇文字，不是教学总结，是我在备课、磨课、上课的过程中，对“通识”两个字的重新理解与思考。

一、从“讲清楚”到“感受到”

刚接到巨幕双师课任务的时候，我信心满满。备课时很快选定了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主要是因为它太特别了。一部没有明星、没有特效、全素人出演的电影，靠观众“自来水”逆袭到20亿票房，豆瓣9.3——我想让学生知道它凭什么。再加上它讲的那句“做人要有情有义”，朴素到几乎没有人这么直接地说了，但也恰恰是我们这代人最缺的东西。所以我想让学生看见，那些以为离自己很远的故事，其实一直就在身边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我熟。侨批的历史、下南洋的背景、信义伦理、女性叙事、缺席与在场——这些知识点我能讲。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怎么和董文媛老师分工：我讲电影，她讲文学，一人一半。

但第一次和董老师碰完，我们就卡住了。

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：面对600个没看过电影的大一新生，我们到底要“讲”什么？

如果按原来的思路，我上去讲“银信合一的历史沿革”，董老师讲“书信体文学的传统”——十分钟之后，台下就会有人掏出手机。不是学生不爱学习，是我们给的东西，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墙。

我们推翻了三版方案。直到第三版，我们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：不讲知识点，只读信。七封信，两位老师轮流读。读完一封，聊一封。知识点不是“讲”出来的，是从信里“长”出来的。

这个转变，也是我备课过程中最大的收获。通识课的第一步，不是想“我要教什么”，而是想“他们能感受到什么”。专业课的逻辑是“知识从浅到深”，通识课的逻辑是“从学生的经验出发”。这两个逻辑，完全不同。

二、从“各司其职”到“彼此照亮”

确定“书信串联”的形式之后，我和董老师开始磨每一封信后面的对谈。一开始，我对“双师”的理解很明确：从不同专业出发，各司其职。我是戏剧与影视学，她是创意写作，分工清楚，界限分明。

但磨课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事情不是这样。有一封信，我们设计了一个讨论环节。我主张“报喜不报忧”，董老师坚持“全盘托出”。备课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在会议室里争起来了。她说我的观点太隐忍，我说她的观点太理想化。

但争到最后，我们突然发现——我们争的不是对错，我们是从各自的人生经验出发，走向了同一个地方。她想起的是家人生病瞒着自己，我想起的是自己在外报喜不报忧的那些年。

那一刻我意识到：双师课的核心，不仅仅是在于“专业碰撞”，而在于两个老师从各自的经历出发，带着学生去感受同一件事。专业背景只是一个角度，真正让课堂有张力的，是两个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。

这不是“分工”，这是“对话”。学生听到的不是两个知识点，而是一种看待问题的多元方式。

三、从“看见一课”到“看见世界”

上课结束之后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这堂课，我到底教给了学生什么？

侨批的定义？下南洋的历史？电影的叙事手法？这些我确实讲了，但学生过几天之后，可能很快就会忘掉。

那剩下的是什么？

我记得讲到“缺席与在场”的时候——木生已经死了，但他的信还在；南枝活着，但她永远藏在“夫木生”三个字后面——台下有学生低下了头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：通识教育真正要留下的，不是“知道”，是一种“看待世界的方式”。

学生通过这堂课学到的，不应该只是“这封信里有什么情感”“这个电影用了什么手法”。而是——他们开始意识到，同一件事，可以从电影的角度看，可以从文学的角度看，也可以从自己生活的角度看。每一种角度都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

当学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件事，他们才真正开始“通”。这才是通识教育最核心的东西：不是教学生“看见什么”，而是让他们学会“怎么去看”。

四、未来的方向：记得“多打开”

这堂双师课结束了，但它留给我的思考没有结束。我一直在想，接下来我该往哪个方向走。这堂课让我重新理解了“双师”的意义——它不是两个老师站在一起就叫双师，而是两种认知方式在现场“相遇”。学生看到的不是“两个专业的人”，而是“同一个问题可以被不同的眼光照亮”。

接下来，我也想把这堂课的经验带进更多的课程设计里。在每一次备课之前，都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是在教学生一个“答案”，还是在给他们打开一种“可能”？

通识教育的方向，从来不是学到了多少知识点，而是帮助学生“多打开了几扇窗？”。每一扇窗背后，都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。学生从这扇窗看出去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，更是自己看风景的角度。

这就是我理解的通识教育。它不是教学生“知道”，是让他们学会“看见”——看见他人，看见自己，看见世界的多种可能。